1988年，北京，黄志勇领取军队功勋荣誉章时，身份已经不是当年总政治部的领导干部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位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老将，最终获得的是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这件事背后，牵连着一段并不容易简单概括的经历。黄志勇早年长期从事政治工作，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，主要在部队政治部门任职。那时的他，走的是典型的政工干部道路。
真正改变其履历的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军职调动。冀察热辽军区成立后，黄志勇出任参谋长，协助程子华处理作战指挥和部队建设事务。后来，军区司令部改为东北解放军前线第二指挥所，他仍任参谋长。
这段经历很关键。一个长期做政治工作的干部，转到参谋长岗位，面对的不只是职务变化，还包括作战部署、部队调动、后勤保障等一整套军事指挥事务。1949年兵团成立后，黄志勇又担任兵团参谋长，军事方面的资历由此进一步加深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的工作方向再次发生变化。黄志勇先后在工程兵领导机关任副政治委员、政治委员，重新回到政治工作岗位。这样的转变，在当时并不罕见，许多老干部都曾在军事与政治两条工作线上交替任职。
1965年，黄志勇调任装甲兵政治委员。装甲兵司令员是许光达，黄志勇与他形成正副职搭档。许光达是大将，黄志勇是中将，从军衔和资历看，两人的位置有明显差异，但在装甲兵领导班子中，各自承担的职责并不轻。
装甲兵是技术性很强的兵种，涉及坦克装备、训练体系、维修保障和干部培养。黄志勇任职期间，既要抓政治工作，也要面对部队建设中的具体问题。遗憾的是，这一时期恰好处在特殊历史环境之中，许多正常的组织工作受到错误理论和错误做法影响。
一些干部因此受到冲击，装甲兵机关和所属部队也未能置身事外。后来对相关问题进行审查时，黄志勇在装甲兵任职期间的情况，成为组织调查和处理的重要内容。这里需要分清，职务高并不等于能够脱离时代环境，干部个人责任与当时的政治背景，往往交织在一起。
1969年10月，总政治部恢复办公，北京的军队领导机关重新调整。李德生任主任，黄志勇、田维新任副主任。黄志勇同时担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，完成了从装甲兵政委到中央军队机关领导岗位的转移。
这次调动表面上是平级交流，实际分量并不低。总政治部负责全军政治工作，机构恢复后，任务繁重，干部审查、组织建设、部队思想工作都需要重新理顺。黄志勇有长期政工经历，也有兵团参谋长和兵种领导岗位经验，因此被安排到这一位置，并非偶然。
但他的任职时间并不长。1972年，因个人问题受到审查，黄志勇离开领导岗位。按时间计算，他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前后只有两年多。对一名经历过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干部而言，这次离开对后续政治待遇影响很大。
此后，相关审查持续了较长时间。直到1984年，组织才对其问题作出最后结论，并按照副兵团职安排离休。这个结论，决定了他离休时的职务待遇，也成为评价其晚年政治经历的重要依据。
有意思的是，黄志勇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，也曾是装甲兵政治委员，但离休待遇并没有按照这些职务中较高的一项确定。按照当时的干部待遇体系，副兵团职之上，还有正兵团职、大军区副职和大军区正职等层级，差距并不是一句“退下来”能够带过的。
军衔同样不能完全替代职务待遇。黄志勇是中将，革命资历也很早，但离休待遇主要依据组织结论和职务级别确定，并非只看军衔高低。这也是许多人容易混淆的地方。
1988年，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度，同时为符合条件的老同志颁发红星功勋荣誉章。按照参加革命时间、授衔情况等标准，黄志勇原本具备争取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条件，最终获得的却是二级。
其中的原因，仍与特殊时期的审查和组织结论有关。军功、资历、军衔是一套评价，历史问题处理和离休待遇又是另一套评价，二者有联系，却不能相互替代。黄志勇的经历，正好说明了老一代军人在复杂年代中，个人履历往往会因一次职务调整、一次审查结论而发生根本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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